1912年1月，袁世凯作为内阁总理大臣，借助革命的压力，联合全体阁员中国期货配资公司，乘机迫使清朝皇帝退位。这一事件的发生不仅让清朝灭亡的命运更加迫近，也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。然而，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个决定。许多清朝的旧臣以及一些王公对清帝的退位表示强烈反对，他们联合成“君主立宪维持会”，并成立了一个宗社党，企图反扑恢复清朝的统治。宗社党迅速在京城煽动起了满族官兵的反抗情绪，并与陕西总督长庚、陕西巡抚升允勾结，试图通过军事手段阻止袁世凯与革命政府的议和，企图延续清王朝的统治。升允作为其中的关键人物，一度被宗社党捧为“国家栋梁”，他们极力推崇升允的能力与忠诚，认为他有能力中兴清朝。
然而，升允的希望很快被现实击碎。当他正在筹划攻占西安，并准备迎接溥仪复辟时，突如其来的“退位诏书”传到了乾州，震动了升允的计划。听到这一消息时，升允的震惊远远超过了武昌起义的那一刻。他原本打算通过占领西安，借此建立一个位于西北的清朝小朝廷，东清京畿，南征武昌，但所有的幻想在这份诏书下瞬间破灭。升允愤怒至极，差点以死来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幸得身边的副将和幕僚不断劝说，他才放弃了这个念头。最终，升允决定将自己的部队撤退至西宁，并亲自前往库伦，以等待新的机会。
展开剩余76%升允在西宁停留不久，袁世凯便派遣赵惟熙带着礼金和任命书前来拜访。升允对袁世凯早已心生仇恨，恨不得立即反抗，因此当他看到赵惟熙时，忍不住对其怒斥“乱臣贼子”，将他逐出了门外。但此时，袁世凯已经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，而赵惟熙又是大总统的代表，升允的这种态度无疑招来了更大的麻烦。于是，升允决定连夜逃出西宁，最终他决定前往库伦（今乌兰巴托），与哲布尊丹巴等人商议军事行动，希望通过外蒙古的力量帮助他恢复清朝的统治。
经过近一年的跋山涉水，升允终于于1913年4月抵达库伦。在那里，升允受到了哲布尊丹巴的热烈接待。哲布尊丹巴本来就得到了沙俄的支持，准备侵略内蒙古。当升允提出自己的复辟计划后，双方一拍即合，立即决定联合发布檄文，讨伐袁世凯。同时，升允还主动联系沙俄，要求沙俄出兵攻占张家口，为复辟事业提供支持。他们甚至商定了资金问题，称费用由清室来偿还。恭亲王溥伟也暗中告知升允，只要沙俄帮助复辟，升允将来必定获得丰厚的回报和权力。
然而，正当升允与外蒙古的军队准备南下时，沙俄因欧洲局势紧张，无法提供援助，同时，沙俄与北京政府签订了“中俄声明文件”，声明取消了外蒙古的“独立”地位，承认其为中国的领土，并实施了自治。沙俄的态度让升允陷入了困境。此时，袁世凯派遣了重兵驻守内蒙古边界，升允深知没有沙俄的支持，单凭外蒙古的力量根本无法与袁世凯抗衡。最终，升允不得不通过恰克图乌金斯克，由西伯利亚辗转到大连，逃往日本。
在日本，升允结识了许多复辟派人物，包括肃亲王善耆和当时居住在日本的罗振玉，两人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升允还与日本的黑龙会成员建立了联系。黑龙会是日本最大的浪人组织之一，曾参与过许多与中国相关的间谍活动。升允在日本期间，认识了一个名叫工藤铁三郎的日本浪人，后者成为了升允的忠实伙伴。升允还将工藤铁三郎推荐给溥仪，工藤后来成为伪满政权宫内府的侍卫处长。
升允在日本待了近一年后，于1914年冬天返回青岛。不久后，他再次回到了甘肃的老根据地，继续策划复辟。升允四处奔波，集结满蒙王公、八旗残部以及一些反动的会道门势力，形成了一个名为“勤王军”的武装力量。然而，这支“勤王军”不过是一群劫掠百姓的匪徒，他们通过暴力抢劫，沿途村庄被烧毁，百姓民生困苦。
1917年张勋复辟前夕，升允得知消息后，急忙从南京赶赴上海，联络当时在上海的郑孝青和康有为等人，拟定了伪诏，并准备了复辟所需的资金。然而，张勋的复辟很快失败，升允并未能够以大学士的身份进入北京，复辟梦再次破灭。此后，升允重回甘肃，准备重新集结力量。但在1924年秋，升允听闻冯玉祥废除了溥仪，便率兵前往援助。途中，他曾试图借黄河渡过，却被老部下严词拒绝，最终无奈地返回。
升允一生不求财富，但倾尽家财四处奔走，始终未能恢复清朝的统治。他晚年贫困潦倒，最后甚至依赖他人生活。溥仪在天津时曾授予升允顾问职务，然而，升允依然卷入了溥仪周围的权力斗争中。1931年7月23日，升允因病去世，享年74岁。他的遗体最终被安葬在北京朝阳门外的十二里头发营。溥仪为其追赠“文忠”谥号，并命溥儒为其立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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